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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扬：时尚就像是奇遇，在这次奇遇中，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？
马骥：我很喜欢你用“奇遇”这个词语。当时在沙漠里拍摄时，我们发现沙漠中有一只死去的羚羊。在这样一片荒芜人烟的地方，时间仿佛都停止了， 一只死羚羊就让我们感到日常生活中难得一见的神秘感和戏剧性。
彭扬：这让我想到了你们的另一组片子“时尚制造梦幻”，让一辆现代豪华汽车开进了一个普通的七十年代中国家庭，让原本毫不相干的两个事物相遇了。
马骥：这组广告我们想表达时尚是对美好生活的梦想。一开始我们想用七十年代的军队高干家庭来当作背景，类似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的感觉。但是主编觉得不能典型地反映七十年代普通家庭的清贫与黯淡，他让我们参考《孔雀》里面的造型，就是工人什么的，，还提出了“梦想照进现实”的概念。我们借助这种时空的反差想传递一个信息就是，我们的历史曾经是一种时尚，我们创造的时尚也会成为历史。另外我觉得汽车作为“速度和死亡”的现代象征有一种凶猛的力量，汽车开进家庭有一种入侵的感觉。时尚对于普通人是有一种侵犯性。
彭扬：时尚跟宗教是怎么发生关系的？似乎在我眼中，时尚就是一种物质的宗教。
马骥：没错。因此我们模仿了名画《最后的晚餐》中的场景，但是造型十分诡异和邪恶，因为对于时尚的商品拜物教来说，享乐主义的主题确实有一种邪教气质，我觉得我们拍出了一个邪教版的《最后的晚餐》。之所以放一个性感女模在上面，除了视觉上的反差，也增强了这种邪恶气质。其实说“邪恶”这个词过于道德化了，无论是原始部落的活人祭祀，还是今日西方的性爱祭祀，宗教都和献祭仪式相关。即使就基督教这个最具视觉特征的宗教而言，它的饭前祷告是因为在它的宗教含义我们吃的都是基督的血肉，分餐制就来源于此。
彭扬：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文化名词“人体盛”，这是日本的一种传统饮食文化,因为不少日本男人认为处女具备内在的纯情与外在的洁净,能激发食客的食欲，在中国也有“食色性也”的说法。这组广告摄影是否也具有类似的含义呢？
马骥：这种观点是鉴赏这个作品另一个重要的立场。在弗罗伊德的理论中，小孩吸吮拇指不但是食欲，而且是最原始的性意识。人的进化是一个由低等到高等的过程，但在某一个层面上，性欲和食欲是难以区分的一片混沌的海洋。性发展到极致就是一种恋物。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也同样对“恋物”做了深刻的解释，只不过他把恋物和商品社会联系了起来，所谓“商品拜物教”。我们把商品当作食物，当作情欲的对象，甚至顶礼膜拜──时尚与宗教、食物与性欲，这些主题在这张片子里得到了几近完美的统一。
彭扬：“时尚创造平等”这张似乎反映了你们的现实立场？
马骥：这张片子在我们的图片中是最为严肃的，所以我们为此牺牲了视觉。什么形象的穷人最有“范儿”？是牧民，是边陲的少数民族，是扎花围巾的秋菊或者《我的父亲母亲》穿大棉裤袄的章子怡。而我们选取了一个造型平庸的农民形象，是希望能具有典型性，或者说，我们拍摄了贾璋柯版的农民工而非张艺谋的农民。包括场景的选择也是如此。今天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就是贫富分化，时尚对此当然不存在任何表达的禁忌。我们说时尚具有一种“不安份守己”的特点，西方的时尚史上，反战、环保、慈善这些主题都是时尚经常拿来的包装品。你可以说这是个噱头，但你要考虑它的现实意义，就像富人做慈善具有最大的社会效应和现实意义。而且时尚就是表面的包装吗？那么为什么往往一个好战狂最初只是军服的迷恋者呢？时尚和时代和社会问题不是一表一里的简单关系，而是相互依存彼此影响。至少我希望时尚圈里的人看到这张片子，会反思时尚阶层和贫富分化的问题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