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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去病打西域受赏50万斤金
记者：您曾称金银器为“社会运转的润滑剂”，这是说它能加速社会变革进程还是有其他涵义？
齐东方：可以说，黄金、白银曾诱发过人类灵魂的丑陋和罪恶，也导致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。由于金银器体积小、价值高，因而成为皇帝、官员进行赏赐或进奉的物品。文献记载西汉霍去病打西域回来，汉武帝赏赐霍去病黄金五十万斤；南朝宋曾经赏赐北征的将士，动员后宫将金钗拿出来；唐高宗秘密派人赐金银宝器一车给重臣长孙无忌，向他行贿，腐蚀他，以换取他对立武则天为后的支持。上述例子反映了金银器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参与了政治。
另外，考古发现的许多器物上刻有文字，直接表明由谁来进奉。很多地方官员为了升官邀宠，把很多金银器进奉到中央来。这种情况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，皇帝也感觉到进奉之风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，有时会下令禁止。唐玄宗和文宗时期，曾经下令禁止地方向中央进贡金银器。但考古发现在现实中并没有真正落实。用金银制造器物是最好的选择，它能够把具有很高价值的东西变成非常轻便、易于搬运的东西，能够浓缩大量的等额财富的体积，做成器物，又是精美的工艺品。赏赐或进奉直接关系到当时整个社会的运转。
记者：据说以南方进奉的为最多，是不是和产地有关——《千字文》提到“金生丽水 玉出昆冈”？
齐东方：是的。8世纪中叶以后南方进奉的金银器土人增多，我举两个例子：9世纪唐朝敬宗皇帝两次向浙西索要金银器物，所需银竟达二万二千四百余两，金一百三十两，数目惊人；王播任淮南节度使期间，三次进献的金银器皿达5900多件。中晚唐南方金银器制作行业的崛起，得益于地理条件的优越。唐代产、贡金银的州府大都在南方地区，全国产金地南方占92%，产银地南方占94%。仅岭南道产金、银之地分别占全国的53%和69%。“安史之乱”后经济重心逐渐南移，南方地区既有丰富的金、银资源，又有金银作坊和工匠，加之当时商品经济发达，金银制造业必然得以发展。
金银器曾任“文化交流外交官”
记者：虽然金银器只是器物，但它承担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——丝绸之路上的“文化使者”。请简单介绍一下。
齐东方：汉唐是古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时期，这时期大量外国人到中国，带入他们的物品和文化，在这个背景下，唐朝时出现了一大批外来或中国仿造的新器物，如带把的杯、高足杯、多曲长杯。而唐朝时人们既能从传统文化中移植作品，又能汲取外来文化的一些营养，然后进行新的创造。创新的作品，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，在细节上留下了外来文化的印记，如西方徽章式纹样，不仅出现在金银器上，而且大量出现在人们服饰纹样上，还有摩羯，从印度传入中国，成为一种艺术形式。
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和中国人对金银器的特殊喜爱，最后必然影响到社会生活，影响到人的生活。西安唐墓里壁画人物手里拿的杯子系外来物品，显示了人和器物间的结合，这是对外来文化的一种认同。大量器物输入中国，不但有力地促进了我国金银器制造的发展，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、行为与观念。
造假与辨真
现代考古学是辨别真假金银器的坚实基础
关于古代金银器的造假与辨真，齐东方表示：鉴定的道理并不难，就如同我们很容易分辨出一件带有“葵花朵朵向太阳”图案的杯子是“文革”期间的产品，而带有奥运标志的杯子是这几年的产品一样，古代物品也都有时代的印记。现代伪造、仿造的物品尽管有时做得很逼真，但总会露出马脚，因为古代的物品是原创作品，造型、纹样具有精神文化意义，每一种纹样甚至线条都有要表达的目的、有象征含义，伪造、仿造时很难理解、读懂。还有，每个时代都有精神追求，如松、竹、梅、兰很难想象会出现在商周时期的器物上。而且，古代器物经过岁月沧桑，尽管仿造者处心积虑做旧，但如同一位妙龄少女，无论怎样化妆掩饰，也不会达到八十岁老人的面容。
所以鉴别真伪，有两种方法或两个层次：经验和科学。经验是感受性的，有时是悟性，尽管说不出或说不清道理，经验多了，直觉常常是对的。科学是理性的，以系统的知识为支撑，是可验证的。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讲述过自己辨别玉器的故事，说有人献给他汉玉，他觉得不对，因为自己是皇帝，拥有很多汉玉，可这个玉不一样。就是说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这就是经验。但鉴定还要有知识，现代考古学是坚实的基础，大量出土文物已经建立起不同时代、各类器物的演变特征，形成了可靠的标尺，掌握这些知识，再了解不同时代的起居生活、审美特征，就可以进行辨伪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