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时期的龙凤纹饰的结构变化,是发生在中原商周文化的基础上,而不是在后来的楚地。此时的楚国选择了先在长江流域确立一强国地位,然后再北上与其他诸侯争雄的策略。这个时期的楚国因战事不断,依然保持着周天子封地建国初期的“筚路蓝缕,以启山林。”的锐利开拓疆土之精神。无意在艺术品上追求太多的与中原异化的形式东西。但在实际的军事上的多年征伐过程中,同时也为后来的战国时期的楚文化,带来了文化多源性的交流空间。
崛起的楚国,是在臣服商周的同时,又与商周王朝斗争中发展起来的。“挟天子以令天下”的“霸主”角逐,至第八代国君熊渠时,试封三个儿子为王,企图僭号称王。楚庄王即位后,“三年不蜚,蜚将冲天;三年不鸣,鸣则惊人”,政治上的蓄意磨炼意志终成霸业。而在此处所用的比喻上,恰恰用到了凤鸟的精神形象。楚国的凤鸟精神常常艺术性的表现为,几条龙拱卫盘绕于凤的身上,或者一只凤鸟大步前行,追逐着一龙,而龙却已示弱,并作反身躲避的态势。
也就是这段时间开始后,如信阳长台关M1出土玉器和平粮M16出土玉器,以及长丰杨公M2和江陵望山2号墓出土楚国王室贵族用玉,都较异姓贵族和封君贵族们所使用的佩饰好。不仅质地高,而且体形大,琢工精细,厚薄均匀,光洁无瑕,形制规整。龙与凤的形象则更多为组合式,可谓千姿百态,表现出龙、凤的多情多意,一改春秋楚玉中龙多凤少的现象。从这些出土楚人佩玉的服饰文化中,如从玉佩的种类和结构上分析,能清晰地判明墓主身份的不同。这正符合战国时期楚人的“古者君臣佩玉,尊卑有度,上下有贵贱”的古礼制度特征。
据上述现有的考古材料看,楚人对凤的祟拜历史渊源流长,在我国原始社会的中晚期就已有传承,至战国时期的大举盛行,最终形成了“楚人尊凤”的社会政治行为。如果没有先行的商周中原艺术的引导和楚国与边裔艺术的薰染融合,楚玉艺术是不会有震古烁今的辉煌成就。凤鸟作为一个超越其历史自身的整体精神形象,在楚人的眼中以某种特殊价值现象和文化符号,在“抚有蛮夷”“以属诸夏”的楚人气魄中,荡气回肠。使得战国时期的艺术品,充满了龙凤艺术的精华,也显示楚文化中边裔艺术的多姿多彩。形成了后来的楚文化意识中“楚人尊凤”的自强不息精神内涵。为我们的玉器鉴赏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和断代史料资源。